随着今天参与式民主得到实践,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复兴也许有助于政治学家看到这种理论的优势和弱点。鉴于近来参与式民主在巴西复兴,而且与这一主题相关的文献也越来越多,作为一种独特的民主理论,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复兴或许会推动政治学家关注当代其他民主理论所低估的民主参与。应该强调的是,本文并不是在论证:参与式民主必然比其他形式的民主理论更为进步,或本身更有价值,或总体而言更为优越。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目标。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参与式民主的实践将会激起对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新一轮兴趣。本文正是以此为目标的。
实践证明,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又没有地缘政治学工具,是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研究愈来愈脱离实际和遭到海内外舆论诟病的一个理论根源。近三十年来,中国学界引进了西方几乎所有学科,更对自由主义思潮趋之若鹜,惟独地缘政治学门庭冷落,乏人问津。究其原因,与拥抱全球化条件下涌起的“去政治化”思潮有关,一些人由厌倦“阶级斗争为纲”走向反面,似乎患了“政治恐惧症”,表面上是要远离政治,实际上往往陷入另一种政治,即对西方有利而对中国有害的政治。
就民主实践本身的危机而言,我认为“代表性的断裂”可能是最合适的概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及其利益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断裂是这一代表性断裂的社会基础,而政党、媒体和法律体系——无论其使用多么普遍的宣称——无法代表相应的社会利益和公共意见则是这一代表性断裂的直接表现。代表性断裂直接体现为民主政治的三重危机,即政党政治的危机,公共领域(媒体)的危机,以及法律体制的危机。
为什么贫富悬殊、财富高度集中基础上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在财富集中的基础上,社会物质资源大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富有阶层有一种利益冲动,要利用手中的资源控制政府和其他社会经济机构,包括新闻媒体等。而建立在贫富差距或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政治”,为富有阶层的这个动机提供了现实的渠道。富有阶层可以利用手中的财富,通过下面这些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统治:制定游戏规则,提供政治捐款,利用游说集团,收买学者为自己做学术和政策论证,选择和传播信息或新闻,控制经济社会机构等。而从理论上来说,公有制可以是多数人民主的基础。比如国有企业,是全社会所有劳动者劳动创造的产物。保障其不受侵犯是每个社会成员不可分割的人权的一部分。而公共财产不受侵犯的根本标志是,公有财产全部被用来追求每个社会成员的自由、福利和幸福。在公共财产被政府管理,即实施国有制的情况下,直接或间接参与和监督政府管理,就成了社会成员与生俱来的权利。在公共财产面前,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平等的,不管其私有财产的多寡,都享有平等地管理公共财产或政府的权利,都享有自由表达自己愿望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