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们信誓旦旦许诺的幸福天堂并没有如期而至，连牛奶面包都没有了，叶利钦的无能更是把俄罗斯人民打入饥寒交迫的深渊。苏联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然而作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中国本该深刻的吸取教训，但是历史却和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中国式的戈尔巴乔夫们却同样的呼应西方国家的号召亦步亦趋的将中国引向自我毁灭之境地，成了西方国家的僵尸木马。

导读：想想看，日本人、韩国人到了逢年过节，还会穿起传统服饰，中国却已经没有这种传统了，这无疑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重塑自己的民族信心，杜绝崇洋媚外思想，再一次让中国二字，树立于世界中央。

　　一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到达丹麦?当然，在这里，“丹麦”不是特指丹麦这个国家，而是指一种美好如童话般的状态。具体到政治上，就是一个国家有法治、又民主，政府还高效而廉洁。　　沿袭《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的看法，福山的基本出发点是：真正的政治发展是国家建构、法治与民主之间的平衡。这看似一句“正确的废话”，其实不然。在他看来，冷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西方政治学中，“民主”涵盖了从古代雅典的“直接民主”到现代代议制的“间接民主”等多种民主形式。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民主化是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西式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基本贯穿了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政治文明发展的历程。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和政治实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其发展到了比较完善的

　　【探讨与争鸣】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回答两个根本性问题　　——一评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　　10月10、11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了有国内外学者400人参加的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笔者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自然十分关心这届大会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最初只是从个别媒体和网站的零星报道大概知道大会的状况。后来一是见到会议所设的八个分会场论坛的题目，二

　　去年，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考察时，针对把中国古代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加入西方东西的现象，指出“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习近平同志在这里用了“去中国化”这一重要判断，表明他高度敏锐。其实，不只是文化领域有“去中国化”的现象，在社会思潮方面亦有“去中国化”现象。当下泛滥的一些思潮，其共同的特点是以“洋”

一群毫无现代企业管理经验的土八路进城之后，竟然就把国企从无到有发展起来并真正地做大做强了；等到八九十年代，同样是那群土八路群体中间的某个子集(这些人自居为开明的改革派，把别人都称为思想僵化的保守派)，现在已经变成了经验丰富的老干部了，他们开展国企改革，改着改着把国企大多数搞垮了，玩完了。

充分认识十月革命和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意义，防止和消除冒险主义和依附主义的影响，不断提高执行现阶段正确路线的自觉性，夺取复兴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是对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最好纪念。

我们纪念十月革命的伟大功绩，纪念列宁的伟大和不朽的贡献，就是要发扬十月革命的精神，高举起列宁主义的旗帜，坚持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马克思恩格斯要消灭的“分工”：(1)消灭的并不是生产力维度的“分工”，而是生产关系维度的“分工”。(2)消灭的不是分工本身，而是分工的形式。也就是说，(3)消灭的是“固定且强迫的分工”——旧的分工，由此建立起“自愿而全面发展的分工”——新的分工。

　11月4号，福山在清华演讲过程中，一位自称“福山破壁人”的年轻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将其挑战文稿递给了福山，他说“弗朗西斯福山先生，我是您的破壁人。历史已经重新开始，新的共产主义将会来战胜你们。您为历史终结而进行的辩护，仅仅是自居于天堂里的梦话!”挑战稿全文于11月5号全文发表于人大经济论坛。　　(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外，蜿蜒百米的长龙等待入场听讲座

中华民族不劣等，中华文化不劣等，劣等的是中国“公知”，最劣等的是专门选择“公知”的人才遴选机制——“学而优则仕”。只有铲除最坏的人才遴选机制，才可能真正解决“公知”=“公害”=“公敌”，才能使中国跳出社会动乱周期律，才能彻底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性矛盾。

 11月4日，弗朗西斯·福山在清华大学举行了题为“中国和美国政治改革挑战”的主题讲演，汪晖担任主持人，崔之元、潘维作为评议人出席，讲座现场盛况空前。

漫长的27年约一万个日日夜夜，曼德拉像一杆黑色的矛斜靠着监狱的白墙，矛头直抵现代社会最不得人心的压迫即种族压迫的肋下。27年后当曼德拉走出牢房，双脚踏进已非20世纪50、60年代的那条河流。他因时乘势领导了一次有声有色的“民主转型”兼“民族和解”。看似刀头舔血的惊悚片一转身，演成普天同贺的团圆剧。

蒋子龙在改开搞年代是全国最知名的作家之一，毛时代他是工厂中间的优秀工人并在文革期间被提拔为干部(工段长)。从前是被统治阶级成员，此后变成了统治阶级成员的杰出分子，蒋子龙似乎对这两种身份都不排斥，都有所认同。

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核心的两个问题就是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如何巩固政权、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问题。自觉不自觉回避或离开这两大根本问题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进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哈耶克试图把深受资本主义剥削的无产阶级拉回到“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中去，以此来消弭工人阶级“社会意识的觉醒”，从而为资本主义开“万世太平”，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解放以前和建国后，中国老百姓最鄙视和唾弃的是遁世无为的和尚，而今成为最荣耀的人物，封建迷信、宗教迷信成为中国人念兹在兹的最终极最理想的人生：逢年过节或平时拜鬼拜神，赌博，打麻将甩扑克……

　　一　　假如于光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能够成立的话，显然，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就可以彻底颠覆掉。剩下的就是完全自由的政策选择：领导人有着任意选择的空间，譬如在私有制基础上还能够继续搞社会主义。正是与这种政治和经济、文化不相关的认识之下，才有这样一种想象力：某某人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潜台词是一个人做出的政策选择可以任意地决定一切。　　如

　　改革意味着对于既往的社会规制与观念的调整、改造和更新。所不同的是，不良的改革观往往会对既有对象彻底否定，因而使改革变成断裂性行为。有积极性意义的改革观则不同，它坚持与时俱进，同时对于既有对象倾注更多的“同情式理解”，因此，改革会把与时俱进与继承既有对象的合理性因素结合起来，这种改革是真正意义上的“扬弃”，即实现继承基础上的发展。　　回头审视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作为这个研讨会的主办单位，是理所当然的。传主马文瑞是我们素所敬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者忽培元是不可多得的红色作家，又是我们研究会的副会长。为这样的红色作品鼓呼，是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的份内之事。　　我与马老和培元同志相识于1993年，当时我在《光明日报》文艺部工作。马老为了了解当时文艺界的状况，曾通过培元同志邀我去他家里交谈。正是在广泛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