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表明：生产力的性质与发展程度，决定着社会财富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分配方式、管理方式和思想文化观念。在现阶段，民心的向背和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既可以决定私有制变成公有制，也可以使原有的公有制重新转化为资本的私有制。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所有制改革又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十八大提出国企改革的方向要进一步构建“混合型

　　一、资本主义的消极扬弃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提到，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是对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的消极扬弃，而工人的合作工厂则是对这个对立的积极扬弃。而资本主义股份制的这种消极扬弃其实就是对封建主义的某种回归。马克思指出，傅立叶不朽的功绩在于，他预言了这种现代工业形式，把它称为“工业封建主义”;并指出法国皇帝及其手下所发明的是股份银行，不是为了进行

本文从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官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等三个方面论述了经济唯物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背离；进而从理论的角度阐释了唯生产力论思想造成的路线危机。

经济唯物主义的思路，不惜将一个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社会，重新纳入到这个残忍的秩序之中，根本的方向、原则就都成为空谈。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变变质来实现。同时，领导集团的蜕变变质不一定是因为有人心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企图，而有可能是因为奉行经济唯物主义、唯生产力论，就是最危险的理论思想。这样的思想将动摇所有制基础。

　　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民主之所以成了“好东西”，是因为它能以“民主的名义”民主地镇压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反抗，有效地实现大卫.杜鲁门的“精英就是人民”也即资产阶级的统治。　　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斗士的话语权中，美国无疑早就成为是当今现实世界的天堂：在这个国度里，四时少了夏秋冬，八节没有暑和寒，有的只是民主、自由、

　　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在贪婪与逐利中一度繁荣。如果不是金融危机的到来，鲜有人意识到资本主义世界难以根治的百年弊病，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波及全球，为了应对金融海啸，奥巴马政府开始了一系列的新政改革，其核心就是强化国家干预和政府规制。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也开始重新审视新自由主义，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所说，资本主义世界只有在危机时才会意识到马

伴随着阶级政治的退潮，政党政治向后政党政治转变。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重构阶级构造却压抑阶级政治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正好与阶级政治极为活跃而工人阶级规模却相对弱小的20世纪形成鲜明对比。在“后政党”的条件下，什么是“群众路线”的政治内涵?在中国革命、尤其是人民战争中，群众路线大致可以这样描述：完备的、内部有高度严明纪律性的政党，根据其清晰的政治方向和使命，通过动员群众、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以壮大、改造自身的政治过程;与此同时，充分保障群众团体和群众运动的自由和法律权利，尊重其独立。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　　谭伟东：改革哲学与改革教(一)　　谭伟东：改革哲学与改革教(二)　　哲学是一国民之灵魂。国民性格或民族性格大多是以哲学为其精神内核的。而哲学之要义在于政治哲学之犀利，经济哲学之“经世致用”，文化艺术哲学之恢宏大气。哲学贫困必定国民社会极度匮乏和无聊。哲学颓废必定乾坤颠倒，指鹿为马，却冒充学术和科学。哲学低级庸俗必定国无魂

　　评辛氏的“民主社会主义”论　　——马克思主义叛徒“反水”的一块遮羞布目录辛氏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民主社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对机会主义的批判民主社会主义的鼻祖与变异民主社会主义为何得以“风光”?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 　　辛氏《红太阳的陨落》开篇，就是谢韬撰写的“序言”：《只有民主

　　本文讨论的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是指英语中的Neoliberalism，而不是也译为“新自由主义”的New Liberalism。西方经济学领域的自由主义统称为经济自由主义。为了区分现代经济自由主义和历史上的经济自由主义，通常把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名为新自由主义。　　一、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的历史回顾　　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有很长的历史。在20世纪3

　　党的十八届三中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指导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无疑将推动和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其中，关于“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论点，是经济学界和产业界最关注的热门话题。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对《决定》的理解应当准确、全面，贯彻应

　　内容提要：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就是为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英勇奋斗、鞠躬尽瘁的一生。他始终把人民群众视为真正的英雄，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他带头履行人民公仆的职责，要求党员干部自觉成为人民的公仆。毛泽东同志对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论述得最多、最深刻，践行得最认真。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表现出了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

　　“京都史学派”的伟大奠基者宫崎市定氏，曾经发出过令人感慨万千的疑问：自公元10世纪就跨入了“近代”门槛的中国社会，为什么到了19世纪依然还不得不再次重复“寻求富强”的“王安石命题”?中华文明何以会在“近代转变”的门槛上徘徊了近9个世纪之久?在他看来，在诸多历史原因中，“王道”对于“富强”的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