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历史及其它深厚的社会原因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要继续做好唯一的执政党，她就必须以其独特的、其它任何资产阶级政党所不具有的鲜明的党性和党纲充满自信地站在人民的面前，并以自己独有的、按广大劳动人民的价值观所能接受的执政政绩而得到他们的认可，使国内外一切敌对势力都无法动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继而才能确保共产党领导的根基。

　　“劳动不创造财富”与“你就不配活着!”　　黎阳　　2016.2.21.　　目录　　一.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行为准则、游戏规则和必然后果　　二.长期阶级斗争一步步逼出来的西方改良资本主义　　三.按以权谋私的需要“顶层设计”、不择手段、暴力蛮干、人造速成的中国特权资本主义　　四.“顶层设计”、不择手段、暴力蛮干、人造速成中

中国家庭需要一场反对自由主义的家庭革命。家庭自由主义是家庭中一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恶劣思想，严重的自由主义者是极端个人主义的信徒。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是家庭利益、家庭团结、家庭纪律、家庭民主等家庭重要事务的大敌。反对自由主义的家庭革命，就是要把反对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革命进行到底。

直到今天，从市场竞争来看，西方的生产能力已经消失了，林毅夫教授在文中仍然反对提高工资，说我们的生产效率低。竞争失败的生产效率反而比竞争胜利者高，这样的荒唐逻辑也作为反对提高工资的理由。再说，收入是与生产能力匹配的，与生产效率并无直接关系。只要有过剩产能，就应该增加收入，以增加消费，减少过剩。

在马克思看来，与“个人全面发展”相比，“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性”都是从不自由走向自由的发展阶段。换言之，只有进入“个人全面发展”阶段之后，人类才真正获得了“自由个性”。因为在前两个阶段，“依赖性”都意味着对人的自由个性的抹杀——当然，比起“人的依赖关系”而言，人的个性或独立性已经在“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

　　人治和法治　　谢立勋 　　从《今日说法》栏目看，本文的观点有些偏颇，因为《今日说法》是专家们对案件的探索，的确人性化和客观性都较强，95%以上的案件都还符合人性的理念。不过也有些业内人士说这是做的案件，以起教育和引导作用，现实中由于公权力的作用，有时结果就不完全是这样。要说明的是，我这篇文章是着眼基层的，因为我们经历的现实让我们不得不对基层的法治进行思考，此文仅只是从

基督教新保守主义的全球扩张战略，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的工具。美国国会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是以国家力量进行基督教全球战略 扩张的工具。中国成为国际宗教右翼势力传播基督教福音的重点地区。境外宗教渗透成为威胁我国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其战略意图是改变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

今年是个冷冬，却不乏热点。点一是贺岁电影《老炮儿》，点二是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年终总结会。两点看似无关，但连成的直线，正是串连了中国诸多问题的那根轴线。这轴线，就是君子与小人的变迁。

任何自由都是有条件的，抛开时代和环境的制约不谈，仅就“支配关系”而言，自由就不得不看“必然性”的眼色行事。所以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因此，任何关于自由的界说，一旦离开了“必然性”的关照，就难免会流于荒谬。

中华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所谓的社会精英要么是清朝培养的、要么是西方培养的，根本就与中华民国无关。右派公知们罗列的名单里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大师。在中华民国时期只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大师，却把中华民国给埋葬了，回忆起来，令人叹为观止!

当一些城里人做着“乡愁梦”的时候，作为中国最广大的群体——农民，却有着一个亘古不变的、异常执着的“城市梦”。在这股席卷中国的城镇化大潮中，千千万万农民及其家庭实际上被裹挟其中，演绎了一个个“城市梦”实现和破灭的故事，其中湿润了多少农民的悲欣苦乐，那些汗水与泪水凝成的梦想之花，诉说着关于我们时代的秘密。

1955年，亚洲、非洲29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市，召开了国际关系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亚非国家领导人会议，会议中形成的共识被称为“万隆精神”。彼时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殖民主义的废墟、在冷战的意识形态对峙中，确立了亚非拉各国的独立姿态与国际连接，由此，“第三世界”集体现身，登上了历史舞台。2015年，陈光兴等来自亚洲各地的一行人重访万隆，60年后，他们在万隆看到了什么？今天我们又应该如何重新思考“万隆精神”？

我们看到了很奇特的现象，凡是参加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文人们都成了大师，而维护封建统治的都成了狗屎，而左派文人更是大师中的大师，红色作家冰心以一篇“小橘灯”就当了一辈子大师。右派公知们刚刚骂完郭沫若是“官府豢养的没有脊梁骨的御用文人”，转眼又把这些红色文人冠以民国培养的大师予以吹捧，类似的自相矛盾的事，右派公知们是经常干的。

综观人类社会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对剩余的控制权，决定了谁是自由的主体。换言之，谁控制了剩余，谁就控制了自由时间，谁就获得了自由(比如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失去了剩余所有权，你就必然失去自由时间，也就必然失去自由。

今天严重的三农问题不仅给亿万农民(农民工)带来困惑和痛苦，也给国家治理增加了难题，农村的空心化，并由之伴随的基层组织的悬浮化、灰色化，让农村成了国家政权触角难以抵达的荒漠，按照底层老百姓通俗的说法叫做“最后一公里”出现短路，或者说“中央的好经叫歪嘴和尚念歪了”。

前段时间，由潘毅教授《从世界人民革命的中心走向资本的中心》一文引起的关于中国是不是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的讨论，卢荻教授、潘毅教授和卢映西教授都给出了各自观点。上一轮商榷中的几个重要观点，如如何理解新自由主义、如何理解世界资本主义的局部和整体，以及国有企业的作用问题，卢荻教授认为可以进一步讨论整理，并给出了更加具体和全面的论述。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