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意识在西方国家也许是弱化了，但弱化并不意味着阶级意识的“缺席”。无论是英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工人阶级，要真正成为一个“自为阶级”，就不能仅仅为了当前的利益而战，更要为了长期的历史性目标而战。只有工人阶级不断发展和强化阶级意识、提高组织化水平，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才是必然的。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抹黑、妖魔化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以至于连体制内都不敢正视自己那一段既艰苦又辉煌的历史，甚至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行之有效的五年计划都不敢再被称作计划而改叫“五年规划”，这种制度自信的严重缺失为新自由主义思潮乘虚而入，登堂入室进入顶层设计提供了可乘之机。

中国人的事的当然是中国人自己说了算，不容外人指手划脚，两日蒸发了65亿韩元，此公司已诚不足为虑，在“谅解”其认错后，听其言观其行看其改正行动胜过现在一棍子打死它，只需要对其过往言论续谴责之，警告其若想再在中国大陆发展赚人民币，就得给我老实点，如敢再犯，才叫其“灭亡”。

“自由”市场并不像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真正存在的。在现实的“非自由”市场中，公正和效率是相互对立的，无法调和的。讽刺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依然说，只有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最终实现全民富裕。只有当经济差异不断增大时，激励机制才能生效。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说点合作化的坏话，是毛后时代体现“贵族造反”意识形态要求的重要努力方向。说合作化减少牲畜数量的坏话，在老田的阅读经验中间，先有杜润生编造了“杀猪谣言”，现在又读到了复旦教授们编造的“杀牛谣言”。把合作化与牲畜减少扯在一起做因果链接，这个方面的学术想象力，理应归于杜润生先生的首创精神。

在华西村，这个熟人社会的人际网络的实际存在，至少对政治和经济的分化构成一个有力的限制，以吴仁宝为代表的干部群体主动认同于自己的社区，而不是借助上级政府的权威强硬地实现改制把绝大多数利益归于自己，这无疑极大地增加了社区成员对于他们的认同，从而减少了管理的阻力和援引强硬手段的必要，社区认同的上升和对抗的最小化，才真正地最小化了运用强制性权力的需要。

　　海淀法院对“狼牙山五壮士”名誉侵权案宣判背后的东西方文化对撞　　高戈里　　2016年1月7日　　2015年12月21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狼牙山五壮士”名誉侵权案宣判，《炎黄春秋》前执行主编黄钟、洪振快贬损“狼牙山五壮士”却要要“维护名誉权”的诉讼请求被驳回，捍卫抗日英烈声誉的郭松民胜诉。这一判例背后，是东西方文化特别是

　　今天，网名滠水农夫的朋友在乌有之乡上发表了文章《对再反思的反思 ——评李北方<国家与社会关系再反思>》，对我最近的那篇文章做了批评。这篇文章是我自诩为一段时间以来写的比较有分量的。农夫兄前段时间为我的文集写了评论，也是发表在乌有之乡网站，题为《为什么方向是根本问题——读李北方<北大南门朝西开>有感》，对我赞誉有加，其实我也没他说的那么好。　

　　【破土编者按】近日，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甘阳于2016年1月7日年度教职工会议现场遭青年教师袭击一事引发网络热议。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吕新雨教授就此事件中的媒体报导手法进行简要评论，她认为一旦涉及左右，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就不见了。这或许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时代症候。(图片来源：网络)　　只要涉及到左右之争，媒体就会裸奔。从当年的南周，到东早，再到今天的澎湃，屡有前科

李北方先生是当今左翼知名青年才俊，写了很多有见地的好文章，本人非常喜爱。但他最近发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再反思》一文，笔者以为坚持马列毛主义必然要实行与非马列毛主义的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的彻底决裂，用资产阶级理论话语那一套，不可能揭示出马列毛主义真理。笔者虽然才疏学浅，还是想谈一点自己的意见，权当是一介农夫的野语村言吧。

毛主席大声疾呼：“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那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后来发生的苏东剧变和资本主义势力在我国的泛滥，都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派利用手中权力复辟资本主义的结果，从反面证明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正确性，是今后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思想武器。

文化大革命在破和立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的制度文明理式和新型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这包括人民主权论、人民大民主论、社会有机统治(领导或管理)论、人民主体监督下的专制-民主统合论、人民意志主宰下的党政军民一元化社会群体论。

　　供给侧改革是当下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对于供给侧改革，要怎样去认识，怎样去把握，这是目前应该特别明确的重大原则。　　首先，我们要尊重一个事实：现在的供给并不是物资多得了不得了，多得超出真正的需求了，而是消费侧有需求，但购买力达不到，说白了，就是想买而买不起，中国的房地产就是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所以，浮浅地看，供给虽然表面上存在库存，存在过剩，但这决不是绝对过剩，而只能是相对过剩

毫无疑问，王凤仪是一个不世出的道德高人，他的犀利悟性、勇猛实践，可能会使古今中外绝大多数的道德大家，瞠目其后，相形见绌。但是，一个“可敬的道德佛”，为什么终究会宣传“可悲的奴才道”呢?

许多人反感马克思主义，抹黑革命历史，大骂共产党，妖魔化共产主义运动，其实和魏晋时期的阮、嵇等人反对礼教的心理是一样的。一面好的旗帜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正直的人只好与之保持距离，洁身自好了。

　　按：本文发表的时候有些删节，这里是全文。当然，篇幅和能力所限，全文也是个未完成稿，有些问题没论述清楚，内在的逻辑也仍有存在问题之处。不过，这个讨论还是有意义的吧，说来说去，还是在跟党讲，好好干，别作死。我对此的思考受了项飚《普通人的国家理论》一文的启发，点击文末看这篇。　　今年下半年，我的个人文集《北大南门朝西开》出版了。书出来之后，我收到的最有意思的读者反馈来自我父亲，他

　　【破土编者按】大卫&middot;哈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明星学者。本文是他与一个由法兰克福和不莱梅活动家所组成的团体AK Malabocas的对谈。哈维在这篇谈话中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即从福特制转向后福特制和新福特制），也让无产阶级的反抗方式发生着变化，一种网络化和去中心化的反抗结构开始生成，反抗的中心场所也逐渐从工厂转向生活空间。因此，哈维倡议要建立类似于

文化大革命将近五十年之后，人类与整个世界却惊异地发现，正像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开门见山地描述得那样，“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文化大革命的幽灵在神州大地，在世界上空同样在徘徊、游荡。

改革开放已经快四十年了，和革命一代的“父亲”地位不同，《老炮儿》反映了今天不得不“认贼作父”的尴尬现实，表明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财富、权力、名声的那一代人，虽掌控了绝大多数社会资源，但他们的极端自私、功利、以及“不管白猫黑猫”的不择手段，使他们并不具备充当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父亲”的道德权威。

如果以为供给学派语境下的创新能够彻底解决供给过剩，并拯救资本主义于危机的泥潭之中，就未免太低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了。且不说科技创新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并非“心想事成”就可以达成的愿景，就说“供给过剩”背景下的科技创新吧：其实，只要能创造出令资本满意的“利润率”，即使创新驱动被异化为各种花样翻新的资源浪费，资本也会在所不惜，乐此不疲。

程文所说的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的所谓“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绝不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结合，而是与邓小平“社会主义”的结合。而邓小平离开公有制本质的“社会主义”是已经是变味的“社会主义”，实质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

把法西斯主义在政治舞台上的复辟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联系起来并非偶然。法西斯主义并非某种反对议会制选举民主之不确定性的专制警察政体的同义词，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在特定情况下面临挑战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回应。

当有人信誓旦旦的宣称“阶级已死”，阶级理论被弃如敝屣的时候，世界的东方却诞生了最庞大的新工人群体。但阶级话语的流逝给新工人阶级的形成带来了巨大的阻力，新工人的成长亟需“阶级分析”的回归；另一方面阶级分析只有扎根底层才能被再次激活，再次拥有用武之地。